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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需要平衡:教师惩戒权急需保障

月前,教育部发布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,正式提出,要立法保障教师的教育惩戒权。

教育惩戒权自2017年提出,是为了保障教师应有的教育权力,避免“不敢管,不想管,不能管”现象的继续恶化,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孩子,不曾受过挫折,也难以感受到规则与规范,在未来的人生中会变得脆弱而敏感,并对世界社会认知严重不足。

所以教育惩戒权,明面上是为了保障教师权力,其实质,依然是为了孩子拥有更好的未来。

有一个案例,相信大多数准备参考教师资格的同学,又或者已经入职的老师都听过,那就是陶行知的“四颗糖果”的故事:

 

 

陶行知先生在做校长时,一天,在校园里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砖头砸另一个同学。陶行知及时制止同时令这个学生去自己的办公室。

在外了解情况后他回到办公室,发现那名男生正在等他,便掏出第一颗糖递给他:“这是奖励你的,因为你很准时,比我先到了。”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:“这也是奖励你的,我不让你打人,你立刻就住手,说明你很尊重我。”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。

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:“据了解,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,说明你有正义感。”

这时那名男生已经已经泣不成声了:“校长,我错了。不管怎么说,我用砖头打人是不对的。”

陶校长这时掏出第四颗糖:“你已经认错,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。”

 

陶先生以出其不意的奖励感化教育,轻而易举的功破了学生的心理,圆满的达到了教/育的目的。这个故事说明想要教育一个人首先要树立平等的心态,宽容的胸怀,对事不对人,设喻服其心。

所以,教育学生或者孩子时不应用训斥、苛责、打骂等伤人自尊的方式,而应平心静气,换位思考,旁敲侧击,对比设喻,导化对方心理。很多时候,微笑比严酷更有力量,赏识比批评更具激励。

可是即使如此,教育也绝不可以一条腿走路,一如学生不可以只讲究成绩高低。赞赏与激励教育,只能针对学生好心办坏事,对行事方式做引导,换言之,是引导学生向好的方向走。可是情况并不仅仅只有这一种。

无论是之前沸沸扬扬的未成年奸杀幼女案,还是这十年间林林总总的校园霸凌事件,都说明了孩子在成长的路上,误入歧途的可能性非常大,在这种时候,以赞扬或者说鲜花教育,不仅无法引导走向正途,甚至会变成反向推动行为的发展。

在以中学生为代表的叛逆群体中,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,反而会被其用来对自己进行炫耀,作为老师家长“怕了自己”“拿我没办法”的证明,在学生群体中便极其容易得到传播和效仿。

不仅对学生缺乏管辖手段,网上有句话:“熊孩子的背后一定有熊家长”,而那些绝大多数偏离道路的学生,背后都有溺爱孩子极其护短,碰一下就要“校闹”,又或者是彻底对孩子放任自流的家长。

要换班主任,家长向学校提出要有知情权,新班主任必须得让每位家长满意;学生在校内摔倒骨折,从医药费、营养费、整容费到家长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,索赔竟达几万元……这种种过度维权过度维护孩子的措施,不仅给孩子的行为偏差提供养护池,也让唯一专职于纠正的教师们无法去弥补,此消彼长之下,也就无怪乎有关家校对立,师生对抗,学生常常采取极端行为的新闻在近年来屡见不鲜了。

在当下时代,家长的溺爱与过度维权越来越严重,学生在课外可接受不良讯息的各种渠道越来越多,而被寄托越来越大负担的教师,却处于长期权力缺失的情况,下一代的成长可谓堪忧。

所以保障教育惩戒权,刻不容缓。

我们应当赞扬孩子的正确行为与善良正义,但是,我们也要抑制其不义行径,全面发展,绝不等同于任其发展,当孩子发生错误,或者不当行为时,只有适当的惩戒才可以让他知道:“不可以”。

学校教育绝不可以一条腿走路,赏识与鲜花教育是让学生健康成长的一条腿,挫折与惩戒便是另一条腿,一瘸一拐的教育是不可能能够教育出能够适应未来的学生的,只会让他们动辄发生行为偏差,校园霸凌,学会轻视生命,蛮不讲理。

 

要知道,如果学校不曾教过孩子面对挫折,压力与规则,那么社会只会用更猛烈更残忍的教训,来将我们深爱的孩子淘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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